一代艺术大师、海派书画领袖吴昌硕诞生170多周年，海内外开展了各种纪念、展览活动。历史地看：一个艺术大师，往往是开创了一种风格或流派的人。而一位艺术领袖，则往往创造了一个时代的辉煌。

吴昌硕自1912年（69岁）正式定居上海，一直到他1927年（84岁）归道山，这15年间正是他一生中最有建树的时期。这位传统士大夫式的文人画家，顺时应变，将人生理念、创作方法与笔墨形态和海上城市精神、人文取向及市场需求相契合，由此构成了一个人与一座城的艺事文缘。

颠覆传统 狂飙突进

1912年系民国元年。由于改朝换代，当时已是“东南之都会，江海之通津”的上海，在社会性质、城市结构、经济形态乃至市民意识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。在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，以金石精神为海内外所推崇的吴昌硕来到并定居上海，他首先颠覆的是传统书画的创作模式，大胆变法，承认市民审美与商品效应。大红大绿，大刀阔斧，笔墨鲜活，气势酣畅，极富时代气息。正是在他的带领下，整个海派艺苑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进、与时俱进的艺术变法大时代，由此在整体上提升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影响力与艺术原创力。

作为一个艺术领袖，考量是一个综合体系，吴昌硕那雄浑豪放、劲健老辣的笔墨，特别是那种苍迈郁勃、阳刚恣肆的金石精神，为整个艺界所推崇。同时，他亦是一位诗笔矫健、才思敏捷的诗人，并对文字学、金石学、考古学、鉴藏学深有研究。而在个人资历与社会关系上，可谓是上接庙堂，下联士子。可见吴昌硕具备了大胆的变法精神、深厚的从艺资历、高端的社会人脉这三大元素，足以服众、统领群贤。而作为一名艺界领袖，他必须具有相当的人格魅力和协调能力。吴昌硕对人友善、重情崇义、包容大度、礼贤下士，扶持后进，可谓广结善缘、艺助众生。

社会担当 培育精英

历史地看，正是在社会改朝换代、艺派交替传承、群体嬗变转型时段，吴昌硕的领袖效应得到了充分彰显。一座城市的人文资源、艺术形态和审美追求，是“包含由文化和有目的人类行为所造成的”。

吴昌硕定居上海后，不仅马上融入海派文化圈，使士大夫精神与都市文化精神相交融，而且极有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地注重青年艺术家的培养，为日后的海派书画乃至中国艺苑造就、输送了一批大师级的人才，打造了一个精英梯队。当年轻的上海美专教授潘天寿叩响吉庆里吴昌硕缶庐的大门后，已名满天下的缶翁热情相迎，对潘天寿作品中郁勃的才气和酣畅的书卷气很是赞赏，欣然收其为弟子。而当潘天寿忽视传统、急于求成时，吴昌硕又及时以严厉的长诗警示：“只恐荆棘丛中行太速，一跌须防堕深谷，寿乎寿乎愁尔独。”

领袖效应 历史贡献

吴昌硕作为海派书画的领袖效应，不仅在丹青翰墨金石间，亦辐射至海派艺术的各个领域。1913年10月，年仅20多岁的梅兰芳首次来上海献艺，在四马路大新路口的丹桂第一台演出《彩楼配》《玉堂春》《穆柯寨》等，吴昌硕在刘山农的陪同下前去观看。而喜好书画的梅兰芳则久慕吴昌硕的书画金石之名，遂由刘山农陪同拜望缶翁，不仅虚心听取对其表演的意见，亦向吴求教书画之艺，从此结成忘年交。其后“无旦不荀”的荀慧生来上海演出《元宵谜》《玉堂春》《棋盘山》时，亦请吴昌硕观戏求教，并将自己的画作请吴评点，后正式拜师吴昌硕，行弟子礼甚勤甚恭。梅、荀来上海之日，正是海派京剧初兴之时，他们作为名角大家，与海派京剧融汇变通，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一座城市的戏剧表演，有力地推动了海派京剧的发展。

在中国近代史上，海派书画家不仅是当时最大的一个艺术群体，亦是当时社会上最强的一支慈善赈灾力量。凸显了高度自觉的慈善精神和关怀民间的大爱之心。1925年8月，已年届82岁的吴昌硕肝病甚重，夜不能寐，但他还是坚持参加湘灾书画赈济会，面对老人的作品，不少赈灾者为之动容。特别是1925年“五卅”惨案发生后，吴昌硕强撑病体作画，义卖捐助罢工工友。正是在吴昌硕艺界领袖的作用下，海派书画家的结社组织才开展得有声有色、风生水起，其慈善赈灾才成为一种群体性的追求和社会性的任务。不仅为上海、亦为中国近代慈善史留下了重要的篇章。

吴昌硕对海派文学、艺术教育及对外文化交流亦作出了不少历史性的贡献。他是海派文学重要的文学社团“淞社”诗会、“九老会”笔会的盟主。创刊于1910年8月的《小说月报》，是海派文学的代表性刊物，1918年在新思潮的影响下，该刊改版，特请吴昌硕作12幅封面画，吴不仅不计个人得失（封面画的稿费和书画润格相差甚大），欣然挥毫，而且构图新颖、色彩明丽、颇为时尚，从而使其发行量得到了提升。

“只难传处是精神。”纪念一位艺术大师及领袖不仅仅是传承其艺术成就，更重要的是弘扬其从艺精神和人生追求。